妈妈高兴的时候，管爸叫“酒仙”，不高兴的时候，又变成了“酒鬼”。做酒仙时，散淡超脱，诗也溢彩，文也隽永，书也飘逸，画也飞扬；当酒鬼时，口吐狂言，歪倒醉卧，毫无风度。仙也好，鬼也罢，他这一辈子，说是在酒里“泡”过来的，真是不算夸张。
据爸说，他在十来岁时已经在他父亲的纵容下，能够颇有规模地饮酒（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）。打那时起，一发不可收拾，酒差不多成了他的命根子。很难想象，若有三天五日见不到酒，日子该如何打发。
我最初对“爸与酒”的印象大约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，那也算是一种“启蒙”吧。说来奇怪，那么小的孩子能记住什么？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。
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，还没开饭。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，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。我费力地爬上凳子，跪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他，吃几个豆，抿一口酒，嘎巴嘎巴，吱拉吱拉……我拼命地咽口水。爸笑起来，把我抱到腿上，极有耐心地夹了花生米喂给我。用筷子指指杯子：“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香的东西？”我傻乎乎地点头。爸用筷子头在酒杯里沾了，送到我的嘴里——又辣又呛，嘴里就像要烧起来一样！我记得自己无法可想，只好号啕起来。妈闻声赶来，又急又气：“曾祺！自己已经是个酒鬼，不要再害孩子！”透过泪光，我看到爸还在笑着。
五岁的时候，我再次领略了酒的厉害。那一年，爸被“补”成了右派，而我们对这一变故浑然不知。
爸约了一个朋友喝酒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（也许只是当时的感觉），两人都阴沉着脸，说的话很少，喝的酒却很多。我正长在“狗都嫌”的年龄里，自然省不下“人来疯”，抓起一把鸡毛掸子混耍一气……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对孩子一向百依百顺的爸忽然像火山一样地爆发起来！他一把拎住我，狠狠地掀翻在床上，劈手夺过毛掸，没头没脑地一顿狂抽。我在极度的惊恐中看到了在被激怒的脸上的那双通红的眼睛，闻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浓烈的酒气。我只能有一个反应，就是咧开大嘴痛哭一场！我哭得很伤心，弄不懂酒为什么在这一次把爸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？
爸后来对这惟一的“暴力事件”后悔不已。我对爸说，我不记恨你，我只是忘不掉。
爸结束了右派生涯，从沙岭子回到北京时，我们家住在国会街。他用很短的时间熟悉了周围的环境，最近的一家小酒铺成了他闭着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。
酒铺就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。窄而长的一间旧平房，又阴暗，又潮湿。一进门的右手是柜台。柜台靠窗的地方摆了几只酒坛，坛上贴着红纸条，标出每两酒的价钱：八分，一毛，一毛三，一毛七……酒坛的盖子包着红布，显得古朴。柜台上排列着几盘酒菜，盐煮花生、拍黄瓜。门的左手是四五张粗陋的木桌，散散落落的酒客：有附近的居民，也有拉板车路过的，没有什么“体面”的人。
爸许愿给我买好吃的，拉我一起去酒铺。（妈说，哪儿有女孩子去那种地方的？）跨过门槛，他就溶进去了，老张老李地一通招呼。我蹲在地上，用酒铺的门一个一个地轧核桃吃。已经轧了一大堆核桃皮了，爸还在喝着，聊着，天南地北，云苫雾罩。催了好几次，一动都不动。
终于打算离开，可是他已经站立不稳了。拉着爸走出酒铺时，听见身后传来老王口齿不清的声音：“我——告诉你们，人家老汪，不是凡人！大编剧！天才！”回头看了一眼，一屋子人都醉眼惺忪的，没有人把老王的话当真。
爸在马路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地打晃，扶都扶不住，害得一辆汽车急刹车。司机探出头来大骂“酒鬼”之类，爸目光迷朦地朝司机笑。我觉得很丢人。回到家里，他倒头便睡，我可怜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呕吐，吐出的全是嚼烂了的核桃仁！
“文革”初期，爸加入了“黑帮”的行列，有一段时间，被扣了工资——对“牛鬼蛇神”来说，这种事情似乎应在情理之中。于是，家里的财政状况略显吃紧。
妈很有大将风度，让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管家。每月发了工资，交给我一百块钱，要求是，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开销。精打细算以后，我决定每天发给爸一块钱。
爸毫无意见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一块钱可以买不少东西呢！”他屈指算着：五毛多买一包香烟，三毛几打二两酒，剩一毛来钱，吃俩芝麻火烧！“中午别喝酒了”，我好言相劝，“又要挨斗，又要干活儿，吃得好一点。”爸很精明地讨价还价：“中午可以不喝，晚上的酒你可得管！”
那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，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。转了一圈，语气中带着讨好：“妞儿，今儿多给几毛行吗？”“干嘛？”“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，钱不够，跟人借了。”我一下子火了起来：“一个黑帮，还跟人借钱喝酒？谁肯借给你！”爸嘀咕：“小楼上一起的。”（小楼是京剧团关“黑帮”的地方）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。
被我一吼，爸短了一口气，捏着一块钱，讪讪地出了门。
晚饭后，酒足饭饱的爸和以往一样，又拿我寻开心：
胖子胖，
打麻将。
该人钱，
不还账。
气得胖子直尿炕！
我也不甘示弱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胖子倒没欠账，可是有人借了人家钱赖着不还，是谁谁知道！”爸被我回击得一败涂地，只剩了臊眉耷眼的份儿了。
第二天，爸一回家，就主动汇报：“借的钱还了！”我替他总结：“不喝酒，可以省不少钱吧？”他脸上泛着红光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喝酒了。”“？”“没吃饭！”
我刚从东北回北京的那段日子，整天和爸一起呆在家里。他写剧本，不坐班；我待业。
一到下午三点来钟，爸就既主动又迫切地拉着我一起去甘家口商场买菜。我知道，买菜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的借口，他真正的兴趣在四点钟开门的森隆饭庄。出门前，爸总要检查一下他的小酒瓶带了没有。
买了菜，马上拐进森隆。饭庄刚开门，只有我们两个顾客。爸给我要一杯啤酒，他自己买二两白酒，不慌不忙地嘬着。喝完了，掏出小酒瓶，再打二两，晚饭时喝。我威胁他：“你这样喝，我要告诉妈！”爸双手抱拳，以韵白道：“有劳大姐多多地包涵了！”
那次他自己买菜，回来倒空了菜筐，也没找到那只小酒瓶。一个晚上，他都有点失落。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，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。爸快步上前，甚至有些激动：“同志！”他朝上面指指：“那是我的！”服务员是个小姑娘，忍了半天才憋住笑：“知道是您的！昨天喝糊涂了吧？我打了酒一回头，您都没影儿了！”
多年以后的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兄妹带着孩子回家看爸爸妈妈。爸缩在床上，大汗淋漓，眼里泛出黄黄的颜色。问他怎么了？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，我们以为是肝区。哎，喝了那么多年的酒，真的喝出病来了。送爸去医院前，妈非常严肃地问：“今后能不能不再喝酒？”爸萎作一团，咬着牙，不肯直接回答。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歹把爸弄到诊室的床上，医生到处摸过叩过，又看了一大摞化验单，确诊为“胆囊炎急性发作”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我蹲下为爸穿鞋，顺便问大夫：“今后在烟酒上有什么限制？”话音未落，很明显地感到爸的脚紧张地僵了一下。大夫边填处方，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个病与烟酒无关。”
“嘻嘻……”爸马上捂着嘴窃笑，简直像是捡了个大便宜。刚刚还挤满了痛苦皱纹的那张脸，一瞬间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儿，一双还没有褪去黄疸的眼睛里闪烁着失而复得的喜悦！
刚进家门，爸像一条虾米似的捂着仍在作痛的胆，朗声宣布：“我还可以喝酒！”
然而，科学就是科学，像爸这样经年累月地泡在酒里，铁打的肝也受不了。在他晚年时，他的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变。医生明确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。爸在他视为生命的写作和酒之间进行了折中的处理：只饮葡萄酒，不再喝白酒。在一段时间里，他表面上坚持得还算好。（当然免不了小动作）
1997年4月底，爸应邀去四川参加“五粮液笔会”。临行前，我们再三警告他：不准喝白酒。爸让我们放心，说他懂得其中的利害。
回北京没两天，5月11日夜里，爸因肝硬变造成的食道静脉曲张破裂而大量吐血。这次他真的知道了利害。在医生面前，他像一个诚实的孩子，“在四川，我喝了白酒”，爸费力地抬起插着胶管的手，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：“这样大的杯子，一共六杯。”
爸的喝酒一直是我们全家的热门话题。无论谁怎样努力，都没有办法把他与酒分开。和爸共同生活的四十几年里，我们都明白，酒几乎是他那闪闪发光的灵感的催化剂。
记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电视，谈到生态平衡的问题。爸说：“如果让我戒了酒，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。那样活得再长，有什么意思！”也许，爸爸注定了要一生以酒为伴。酒使他聪明，使他快活，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斓。这在他，是幸福的。
（摘自《老头儿汪曾祺——我们眼中的父亲》，汪朗、汪明、汪朝著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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